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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租界经济


184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只有11家,10年之后已达到12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颠地洋行、仁记洋行等。因此开埠以后, 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上海并迅速发展。不仅如此, 国内资本也大量集聚到上海租界。 在腐败的封建统治和西方侵略的冲击下, 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破产,民不聊生, 大量破了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小商人无家可归, 只得流入看上去颇为繁荣和谋生较易的租界地区。 特别是战乱的年代里, 租界的“独立”所形成的特殊状态, 使它能提供相对安定的生活因而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不仅是贫苦人民, 不少地主士绅、 富商巨贾乃至失意官僚和退役军官等等也进入租界,这些人往往挟资而来, 在租界或其附近经营各种行业。这样, 大量中国人汇聚租界,形成人口鼎盛, 百业兴旺的繁荣局面。 它的畸形繁荣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不断向前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起, 上海进入了它的稳定发展时期。作为上海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的主要标志,是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北移和由此而来的上海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所谓“北移”, 就是指上海取代了广州, 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这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上海在这种变化中充当了主角。1844年, 从广州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1550万美元, 从上海进口的英国商品贸易额是250万美元。第二年,广州的英国进口商品贸易额减少了约三分之一, 而上海却增长了一倍。进入50年代以后, 贸易重心北移的速度更快了。 上海在全国出口商品的两项大宗商品:生丝和茶叶贸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0年代中期以后, 生丝出口几乎全部通过上海。而仅从上海运往美国的茶叶, 就比广州出口的全部茶叶还多。 进口贸易也是如此,上海进口的美国棉布已相当于广州的一倍以上。Top 到50年代末, 上海进口船只已是广州的三倍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国内外的形势更促成了上海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就国内来说, 由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长江, 外国侵略势力可直达汉口并由此进入中国更深的腹地, 上海的西侧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纵深度得到空前的发展; 上海北面的广大地区也开放了,天津、营口、 烟台相继辟为商埠,成为外国商品的消纳地和转运站, 这些口岸的贸易绝大部分都通过上海中转。 就国外来说, 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和美国的形势对上海的发展都极为有利, 日本在明治前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而日本外贸中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几乎全部通过上海, 就是日本对欧美的贸易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上海进行; 60年代前半期的美国内战也影响了上海, 由于这场战争,世界原棉供应一度短缺, 一个时期内, 中国棉花成为丝茶以外的出口大宗,几十万乃至百万担棉花涌至上海港口,例如,在棉花贸易高潮的1864年, 上海进出口船只的吨位达187万吨,而1860年时的吨位还只有43万吨。60 年代后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的时期,而上海尤为突出。到了60年代末, 上海对外贸易出口总额持续超过3000多万海关两, 相当于广州出口额三到四倍。1869 年上海的全部进口货值将近4900万海关两,而广州则不过500多万海关两,只相当于上海的九分之一。 这种比例在60年代以后基本上维持着, 而广州以外的其他口岸的进出口贸易, 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开的汉口增长较快外, 在同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从60年代起, 上海已不可逆转地取代广州, 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对外贸易的发展, 引起了上海经济的连锁反应。19 世纪商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 对外贸易的发达促成了由外商投资的航运业的发展, 航运业的发展又引起了船舶修造业的发展; 它同样处在外商的控制下。同时,各洋行、 船厂纷纷在黄浦江沿岸选择地段建造仓库、堆栈、码头,在60 年代贸易兴旺的日子里得到了快速发展。贸易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向中国推进银行势力, 控制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流通领域。 1848年, 上海有了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分行,它是19世纪80 年代前英国在远东最重要的银行, 也是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外国银行。50 年代进入上海的外国银行有:总行设在印度孟买,1855 年在上海设立代理处的汇隆银行;总行设在伦敦,1854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的呵加剌银行; 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1854年在上海设了代理处,857 年该行和亚细亚特许银行合并为有利银行后, 1861年将上海的代理处改为有利银行分行; 麦加利银行1857 年开业后马上在上海设立分行;以上都是英国银行。1860 年第一家法国银行——法兰西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起义时, 各地绅商麇集上海租界。租界人口激增, 导致地价上涨,租界里出现了一股地皮投机热潮, 形成短暂的畸形繁荣。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 这些绅商各归乡里,购地造屋的势头逆转, 地价狂跌。这时,又遇上伦敦、 孟买等地发生金融风潮,波及上海。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使上海租界的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动荡。 受打击最厉害的是经营地产的商人和建筑业。 整个地段、整条街道人去楼空, 许多建造中的房屋中途停工, 地产投机商纷纷宣告破产。以制造建筑材料为主的上海砖瓦锯木厂也随之亏折累累,到1867年总计亏损10万两, 不得不折价出让。风潮爆发前一、两年, 上海新设的外商银行尚立足未稳;风潮一起, 就被迫关门大吉。一度有11家外国银行的上海,风潮过后仅剩东方、有利、麦加利、 汇丰和法兰西5家银行。倒闭之风也吹到了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行业。可见,外国银行在60 年代还没有形成一股控制中国金融的势力, 但这种势力已在酝酿之中。 汇丰银行正是在这场风潮中初露头角。它筹建于1865年,由久居上海、 香港的英国怡和、仁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和德国、波斯等国商人发起, 也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 它直接为外商在华经济活动服务, 它的后台是在中国活动多年的洋行大老板, 因此在远东经商的人们都对它发生兴趣。在1866年的金融风潮中, 虽开张不到一年,但由于它得到上海各大洋行的支持, 不但度过了危机,还赢得了声誉和外商的好感。到1868年, 汇丰银行的股票就出现了升水,它为日后英国取得在华金融势力的堡垒地位奠定了基础。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 带动了大量外国资本涌进上海。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前,在华外资工厂投资总额将近2000万元, 而上海一地就有1200余万元,约占全国总数60 %以上,其余分散在广州、 天津等地的远不能同上海相比。 上海外资工厂投资额的三分之二集中在船舶修造业、 缫丝业和其他便利进出口贸易的工厂之中。 大多数在华的外国银行和外国轮船公司, 都把上海作为它们的重要据点。这表明, 外国资本主义此时还是以商品输出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