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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区


徐汇区是上海市的中心城区之一,区域面积积54.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6万。这里集聚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医学院等12所大专院校,中科院上海分院等117所科研机构。   徐家汇的形成,可上溯至明代。明末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于此建立农庄别业,从事农业实验和著书立说,逝世后归葬于此。其部分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厍”,后渐成集镇。因地当肇嘉浜和李枞泾两水会合处,故称“徐家汇”,区名由此而得。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借鸦片战争之机来沪传教,不久又通过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取得了保教权。道光二十七年,江南教区择地徐家汇这个水上交通便捷、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徐光启后裔居住地建造耶稣会会院。此后,一批专事以文传道、以学证道的耶稣会会士相率入境,兴建教堂,创办学校,著书立说,在传播西方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文博事业的发展。继徐家汇藏书楼的建立,又创办了上海第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圣依纳爵公学(即徐汇公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起,以孤儿院、圣母院为基地,先后开设园艺、制鞋、编织、雕刻、绘画、镀金、照相、印刷等工场。特别是土山湾以其精湛的工艺品和印书馆的活体铅字印刷而享有盛名,绘画馆还被誉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同治七年,创立上海第一所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同治十一年,创设中国沿海的第一座天文台——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地区成了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清宣统二年(1910年),徐家汇大堂建立后,徐家汇逐步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天主教活动中心。宗教的兴盛在近代史上对境内教育、文化的进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继天主教会创办徐汇公学和崇德女校之后,在清光绪变法维新运动期间,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创办境内第一所高等学校——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爱国老人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教育家王培孙以育材书塾为基础扩建了南洋中学堂,电影界元老张石川创建幻仙影片公司。这些又为徐汇地区文化发达、人才荟萃的优势奠定了基础。   民国3年(1914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实行第三次扩张,在境内强行辟建20余条马路,又迫使清政府将肇嘉浜以北4.5平方公里的地区列为法租界。至此,境内形成法租界与华界分治的格局。   随着新辟租界内电灯、电话、电车等现代公用事业的兴办,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国内外富商豪绅、达官显宦争相择地营造私人庭园,开发经营房地产。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近20年间,逐步发展成为花园别墅林立、西式公寓成片的高级住宅区。与之相应,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英商可的牛奶公司和俄商克莱夫特食品厂等外商企业应运而生。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影响和带动下,境内华界地区以19世纪70年代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设的龙华火药厂为先导的近代民族工业,获得缓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境内民族工业发展较快,除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泰山砖瓦厂等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外,大都是轻纺、食品等小型企业。境内第一代产业工人从此登上历史舞台。在五•四运动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下,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很快与广大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结合起来,并迅速转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力量。民国14年,中国共产党徐家汇支部建立。在党的领导下,境内进步学生和产业工人,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民国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和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诞生,宣告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灭亡。然而,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烈士血洒龙华大地。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上海为特别市,市政府设于交通路(今平江路),警备司令部设于龙华。翌年,上海始设行政区。区境除法租界外,分属沪南区、法华区、漕泾区。民国20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境内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生部率先罢课,中共交通大学支部领导成立的师生抗日会,组织大批学生参加全市性集会请愿、示威游行,包围市政府、捣毁市党部,迫使市长张群引咎辞职。五洲固本皂药厂爱国实业家项松茂在厂内职工中组织抗日义勇军。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戴戟等爱国将领,坐镇于龙华警备司令部部署和指挥抗战。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并在交通大学设立伤兵医院。身居土山湾的马相伯发表了国难人民自救建议。全境人民爱国激情空前高涨,抗日救国的热潮如火如荼。民国24年,一二•九运动爆发,由正风中学等校发起成立的上海中等学校学生救国会联合会率先响应,交通大学、南洋模范中学等大中学生奋起参加示威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文化界爱国人士,开展了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左翼文化运动。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郑振铎主编的《文学》、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黄源主编的《译文》等进步刊物,相继在境内问世。   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梅林、泰康、冠生园食品厂等企业勉力支撑,惨淡经营;大中华橡胶厂、五洲固本皂药厂的爱国工商业者依靠全厂职工,坚持斗争,挫败了外商妄图垄断中国市场的威胁利诱。在此期间,境内的房地产业再度兴起。仅法商建业地产公司就在今建国西路、岳阳路一带,购地建造楼房近百幢,而后又建造了建业里东、西、中弄近300幢。瑞华、毕卡第(今衡山宾馆)等一批新式公寓和花园住宅也先后落成。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四大家族等达官显宦和杜月笙、黄金荣等社会闻人均在境内置有豪华公馆。   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华界地区全部沦陷,租界地区更成了各地富商豪绅的“避难所”。中国钟表制造厂、景福衫袜织造厂和中比镭锭治疗院等一批企事业单位相继迁入,淮海大楼、上海新村、茂龄别墅、愉园等高级公寓和新式里弄连片建成,饮食、服务、娱乐业相应发展,战时的“孤岛”呈现一片畸形繁荣景象。华界地区则满目疮痍,百业凋零。集中在斜土、徐镇地区和肇嘉浜沿岸拇笈犊嗄衙袷巢还梗虏槐翁濉H站街Γ扒逑纭薄吧ǖ础保丈甭奥樱薅癫蛔鳌=隽⒊で拧詈鱼厍捅簧栈倜穹壳в嗉洌以馔郎卑儆嗳恕?lt;BR>  在面临民族存亡最危险的时候,中共江苏省委所属的工人、学生、教师、文化等各界运动(工作)委员会,在境内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救亡团体,带领各界人士开展全面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文化界运动委员会成立上海剧艺社,迁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上演《文天祥》等爱国历史剧,成了“孤岛”时期革命文化的主要阵地。民国2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迁入境内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民国30年3月,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在甘世东路(今嘉善路)设立,为抗日根据地组织输送了大批参军青年和军需物资。同年7月,中共中央将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转移到福履理路福禄村(今建国西路384号)。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摧残,不少企业被迫停工。在日军的铁蹄下,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民国32年7月,法租界名义上为汪伪政府接收,实质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殖民地。   民国34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管汪伪政权,并按警区设置行政区,境内常熟区(第七区)、徐家汇区(第八区)及其区公所宣告成立。但在国民党“一切服从内战”的反动统治下,教育经费被大量削减,进步书刊被严厉查禁,爱国民主人士横遭镇压,工商企业被迫停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全境人民生活再次陷于苦难深渊。为了争取生存,美亚织绸九厂、龙华水泥厂、龙华兵工厂、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等单位的工人群众和进步师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连续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等一系列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民国38年春,为迎接上海解放,在境内组建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校等斗争。交通大学学生穆汉祥、史霄雯在护校应变斗争中被惨遭杀害。是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应下,解放了全境。   解放时的常熟、徐汇两区,境域面积为13平方公里,人口28万。全境约有中小型工厂500家,中小型商店3000家,个体手工业1800户;高等院校8所,中小学校127所,科研所(室)13个,影院剧场3座。   上海解放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首先集中力量,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安定;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扶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平抑和稳定市场物价。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禁赌禁毒禁娼、“三反”、“五反”等运动,并在企事业单位普遍进行了民主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全区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95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贯彻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4年7月,通过民主普选,常熟、徐汇两区分别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继而经过民主协商,召开了区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严厉打击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教会团结教徒,走上了反帝爱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在基督教教徒中,开展了反帝爱国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运动。在加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大力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期间,实施了肇嘉浜填浜筑路工程,使“水上棚户区”2000多户、8000多名居民喜迁新居。还先后建造了日晖一村、漕溪一村等工人新村。至1956年正月,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全境1126家私营工厂、2996户私营商店实行公私合营,955户手工业者分别建立91个手工业合作社(组)。是年3月,常熟、徐汇两区合并为徐汇区。   从1956年起,按照中共上海市委确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对区内原有的工业企业进行结构调整,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国家急需的仪表、电子、机械、航天、航空等新兴工业企业,并在漕河泾地区着手建设电子工业基地。同时,在全区工厂企业中普遍开展以增产节约、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全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1956年工业产值达到5.63亿元,比1952年的2.63亿元增长1.1倍。在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把劳动人民家属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劳动的号召下,以里弄生产组形式的街道工业也开始创办。随着一批科教文卫体单位的迁入或新建、扩建,区办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等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1957年下半年起,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全区被错划的“右派分子”达700余人;在1958年的“大跃进”等运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浮夸风”、“共产风”;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又有大批干部受到无端批判。全区的政治、经济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挫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1961年起,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失误,并为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一批干部甄别平反。为克服严重困难,全区精简下放职工1万余人。1963年经济始有好转,工业生产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人民生活渐趋正常。1964年4月,全市工业领导体制调整,区内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划归市工业局和有关公司管理。   1966年爆发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的徐汇区成为重灾区。发生在境内的“康平路事件”,实为1967年“一月风暴”造反派全面夺权的前奏,祸害殃及全国。全区先后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干部群众达6200多人,导致非正常死亡的400多人,其他被无辜抄家、冲击、批斗或劳动惩罚的更无法计数。龙华寺佛像、佛经,徐家汇天主堂钟楼尖顶等珍贵文物、稀世典籍和艺术建筑被拆毁、焚烧或当废品处理。工厂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学校、科研等事业单位陷于瘫痪。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徐汇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全面拨乱反正,全区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重新出现了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复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喜人局面。   1981年起,与全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相适应,中共徐汇区委、区政府积极探索放权让利、政策扶持、自我积累、滚动发展区域经济的新路子。1983年区财政收入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84年,龙华、漕河泾两镇和长桥、田林等地区由上海县划入区内,使辖区面积成倍扩大。是年,市政府决定在漕河泾建立微电子工业区。经过几年发展,1988年6月,又经国务院批准,扩建为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区政府抓住机遇,作出了加快以房地产业、商业、旅游业、金融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步伐的决策。对集体工业则着重转向技术改造、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效益。   1988年市对区实行“核定收支基数,包干上缴,增收分成,一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围绕这一改革措施,在全区基层落实了承包责任制,调动了企业、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经过3年实践,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1990年与1980年相比,区财政收入增长2.61倍,达到3.34亿元;财政支出增长4.9倍,为1.34亿元;区属工业总产值达到4.55亿元,其中集体事业管理局所属工业企业完成产值2.45亿元,比1980年街道工业产值4495万元增长4.47倍。区属商业销售额增长2.4倍,达到17.59亿元;商品房销售量达到4.76万平方米,销售收入7324万元,创汇217万美元。这就为增加教育事业、城市管理、“菜篮子工程”等的投入,创造了较为宽裕的条件。同时,借助地铁一号线和漕溪北路立交桥、中山西路高架环路等市级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拓宽、新辟道路53条,整修街坊道路12万平方米。在国家、地方、企业共同投资建房方针的指导下,加快了旧区改造和住宅建设的步伐。1977~1990年的14年间,共新建7个新居住区、47个居民新村、67幢高层住宅,以及其他新工房,总建筑面积达377.74万平方米,为解放后前28年建房总面积153.34万平方米的2.46倍。另有40余地块棚户、简屋得到改造。人均3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也得到解决,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3平方米。居民的年均消费水平,已由1980年的623元增至1990年的2128元,年均增长5.5%。   区内科教文卫体事业也有明显发展。1990年,民办科技机构已发展到81家,新建中小学和幼儿园29所,全区学校的实验设备、体育和卫生设施均已达到市颁标准。新建、改建了7家医院,新增病床600张,区属和街道医院的医疗设施得到了更新。还新建区科技馆、图书馆等一批文化设施。   1991年以来,在中共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鼓舞下,全区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区域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城区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展。1995年,实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22.84亿元,比1992年的7.97亿元增长1.86倍。财政收入10.67亿元,比1990年的3.34亿元增长2.19倍。区属工业总产值33.69亿元,比1990年的4.55亿元,增长6.4倍。徐家汇商城一期工程的竣工,地铁等立体交通的建成,使徐家汇广场为中心的市容发生重大变化,商业网点面积扩大了10倍,区属商业营业总额由1990年的17.59亿元增至94.92亿元。徐汇区区属工业、商业在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地位分别上升为第一位和第三位。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迅速,其规模效益列全市之首。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316家,协议吸引外资10.34亿美元;内联企业922家,协议吸引外地投资8.44亿元。1995年住房竣工面积133.2万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l.3倍。累计批租土地38幅、34.01公顷,批租收入达8.61亿美元,从而大大加快了旧区改造的步伐。5年共改造旧区面积65.16公顷,有2.4万户居民从简屋陋房迁入设施齐全的新住宅。日晖港经全面整治改造完成,新建的日晖东路已贯通南北。横跨浦江两岸的徐浦大桥已初显雄姿。教育经费明显增长,累计投入近5亿元,新建中学12所。环境质量不断提高,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区的活动中,徐汇区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上海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区优秀区”的称号。以“满意在徐汇”活动为抓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在深入扎实地开展。   综观百年来徐汇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既得历代志士仁人共创的中西文化结合之利,又享无数先烈前赴后继推倒三座大山的胜利之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全区人民彻底告别了饱受苦难的屈辱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并在全市形成了科技领先、教育发达、人才荟萃的相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科技产业的领先发展,为全区进一步实现小康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全区人民数年的矢志奋斗,取得了“一年变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巨大成就。迄今,作为形象标志的徐家汇商城和广场活动中心,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和民营科技企业群,龙华旅游胜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空中到地下的立体交通景观,以及正在兴建的上海图书馆新馆、徐浦大桥、八万人体育场等现代化宏伟建筑,已初展新徐汇的夺目光采。   徐汇区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对历史风貌的保护。花园住宅是徐汇区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是上海城市发展历史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   衡山路历史风貌保护区保护范围南至广元路、建国西路,东至岳阳路、襄阳路,北至延安西路(在徐汇区北至长乐路),西至华山路,保护区面积366公顷(在徐汇区近300公顷)。衡山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原为法租界内的A型住宅区,是上海花园住宅最集中的地区,分布了2500多幢花园住宅(在徐汇区有2000多幢)。花园住宅的建筑质量好,建筑风格多样,布置灵活,建筑密度低,庭园绿化及建筑外部处理比较丰富,是一个环境安静的各具特色的高级住宅区。在花园住宅风貌保护区中,已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宋庆龄故居和蔡元培故居,已被批准为市级优秀近代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新康花园、修道院公寓等11处,还有49处建筑为市级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其中有陈毅故居、黄兴故居、丁香花园、宋子文故居、杜月笙住宅、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宅、盛宣怀住宅和张元济故居等。   花园住宅的建筑,吸取了欧美各国住宅、别墅、官邸建筑的特征和艺术手法,形成了具有西班牙、英国、法国、挪威、德国等传统或带有美国殖民地色彩以及西方现代手法的多种类型共溶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龙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东至龙华路、南至铁路线、西至天钥桥路、北至宛南新村,保护区用地范围43公顷。风貌保护区内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华塔、龙华寺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风貌保护区中,以原龙华公园为基础,将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建筑和烈士就义地点等相结合,已建成上海革命烈士陵园,成为上海人民缅怀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对龙华寺、龙华塔严加保护,并适当配置服务设施,逐步形成上海佛教、民俗和旅游的重要基地。龙华老镇的改造保持了江南城镇风貌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与龙华寺、龙华塔相协调。现龙华旅游城青瓦白墙的江南民居风格建筑结合绕塔廊桥,与古寺、古塔相映成景,已经初具规模。   徐汇区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全区户籍人口为88.5万人,男女比例为1.06:1。区域人口密度为16161人/平方公里。低生育水平得到保持。全区全年出生人口3880人,人口出生率为3.75‰,死亡人口6000人,死亡率为5.8‰,自然增长率为-2.05‰。   区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围绕完善市场化就业服务机制核心,以促进就业为目标,建立了区就业促进中心——街道(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居委会(就业援助员)三级就业服务网络。以“责任至高无上,服务永无止境,真心奉献社会,追求人民满意”的务实精神,为求职者架起桥梁,为弱势者送去温暖,创建体现徐汇特色的就业援助便利通道,总结出以市场就业为核心的5种职业介绍指导法,有力地推进全区就业和再就业工作。2003年,净增就业岗位17088个,完成年计划的237.3%;分流安置下岗失业人员3.3万人次;新增“4050”再就业基地30个;双向承诺安置就业特困人员535人。再就业培训22531人次,完成全年计划的132.5%。求职登记52853人次,招工录用54321人,办理退工手续63220人。2003年全区发放失业保险金107790人次,金额3704.7万元;发放协保生活费21523人次,金额684.2万元。   民国3年(1914年),境内肇嘉浜以北、海格路(今华山路)以东地区被法租界扩并后,这里的建设规划随之纳入法租界的整体规划。民国16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曾制订过城市建设规划。对境内华界地区仅原则规定为住宅区,而无具体规划。   解放初期,全市的建设总体规划统一由市政府直接编制和组织实施。区政府只是配合调查研究,提供区情,反映各界人民意愿,在规划贯彻实施时,按照市、区分工,协助实施监督管理。   1956年,区人民委员会设置建设科,开始承担境内城市建设管理工作,并负责零星建筑工程和私房建筑执照的审批。1958年,按照“大跃进”的要求,着手编制1958~1962年《徐汇区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78年区城市建设办公室成立后,逐步加强市政建设的管理工作。为突出规划职能,1986年改建为区城市规划管理办公室,全面负责一般地区的开发方案和旧区改建规划的编制,以及规划实施的监管。1987年,设置地名办公室,主要任务是配合规划,规范地名的定名、更名管理。1989年,增设区规划建筑设计室。1990年5月,撤销区城市规划管理办公室和区土地管理局,设置区规划土地管理局,统一履行城区建设规划和土地使用管理的职能。同年12月,设置区建筑管理所,对施工企业的资质、经营行为和经营作风进行审查、监督。   2002年,区规划局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工作的中心和城市建设发展的重点,结合编制黄浦江沿岸规划、铁路上海南站建设、新一轮旧区改造等重要规划,继续配合参与徐汇次分区规划、黄浦江沿岸徐汇区段结构规划的编制。开展铁路上海南站周边地区规划以及拟开发地块详细规划的编制。积极做好公建配套和市政设施的规划建设协调。参与铁路南站、明珠线二期的前期工作,轨道交通R4线、M7线的站场、线路的规划选址和前期协调工作,并参与铁路上海南站、虹许路等5个泵站以及华泾中房35KV,爱建园35KV等7个变电站的选址工作。开展规划调研工作,完成《徐家汇城市副中心功能布局与空间形象改善研究》、《肇嘉浜路沿线地区发展战略研究》2个课题,并对淮海中路徐汇区段沿线功能进行研究。   2002年,区内市重大工程大部分是续建工程,它们是铁路上海南站、明珠线二期、沪闵高架二期、肇嘉浜路等三大排水系统建设以及徐家汇公园二期、龙华港水系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年内,区建设和管理部门配合这些工程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完成了171户居民、97家单位动迁,共拆除建筑面积1182万平方米。截至年末,龙华港水系综合整治一期工程已告完成,其他工程建设正在有序进行。同时,积极做好轨道交通七号线、九号线、中环线等市重大工程建设前期方案的论证。区市政道路围绕加快建设与交通骨架道相匹配的次干道、支路建设,按照完善路网整体效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集中资金使用的原则,确定2002~2003年重点工程——“七路一桥”为主的区重点工程建设。全年,相继完成了番禺路、百色路、桂林路、龙华路(西段)4条道路建设;结合辟通堵头路、拓宽瓶颈路、接通错位路的畅通工程,完成天钥桥南路、天平路和天钥桥路等建设。此外,通过合理运作资金,还完成钦州路、苍梧路、习勤路及桥等新建和改建工程。同时,还对14条路况差的道路开展重点养护,并新排、改排下水道11公里,改善了区域内道路路况及防汛排涝能力。另外,还组织了对广元西路IT产业一条街,田林路示范一条街等人行道彩色道板的铺设。